汪北泉
我相信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对于我个人、对于中国大陆乃至整个21世纪的天下世界。从此之后，作为蛰伏半生的自由知识分子，可以突破竹幕的围困，按照个人的良知，自由地发出个人的声音与心灵的歌唱。我将以民族志的形式，以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原创性的冲动，来捍卫社会正义、公平、自由等一切来自上帝赋予人类的尊严的权利。在犬儒遍野的中国大陆，要成为一个大写的人，首先要按照良知行事处世，要做到是非之心胜过利害之心。在”伟、光、正“时代生活这么久了，我的同胞们，你们难道一点羞耻感也没有？我的笔不仅仅指向中国社会的精英阶层，也要指向这个民族的每一位个体生命。正是这个劣种民族的麻木、自私、无知与愚蠢，正是人民中的先知与精英助纣为虐，竞相助恶与作恶，才形成中华民族今日悲剧性的生存处境。否则，怎么可能有这样一个骑在人民头上威福自用的”老大哥“帝国呢？就像冉云飞所说的，”先进组织“惯用的瞒和骗——这样的伎俩，其实并不难识破的。更重要的是，一个大写的人，一定要有不怕牺牲的侠义精神，坦然面对一切形式的白色恐怖。最重要的是，中华民族要敬畏上帝而不惧怕人间的君王，何况区区暴秦呢？勇敢地说出你真实的愿望与感受，道出这片土地上的真相，才是寻求真理，追求社会良知、公正、自由、尊严等权利的出发点与基石。
金钟说，一九四九年以来，凄风苦雨，也光怪陆离。千百万文艺工作者“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大道上狂奔，为独夫民贼唱赞歌，擦鞋舔癰。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数千万人不明不白死去，没有人敢写，敢唱，敢画，埋没了多少天才、多少传奇！就文学而言，流沙河先生看了廖亦武的书，让他大开眼界，说：十年来，我厌读了那些远离现实之作，藻饰脓疮之作，涂改历史之作，贩卖乡土之作，玩弄智巧之作，更不用说瞎眼颂歌之作了。“而正是流沙河眼里的这些七、八流的文学流氓，主宰着文学界，将这撒旦的地狱装饰成人间的天堂。在每一个行业的崩溃过程中，逆淘汰一直吞噬着这个民族。这就是余杰所说的罪恶之邦、满人的大清；这就是刘晓波说的，大学毕业生有95%是废物，硕士毕业生有97%，博士毕业生有98%，99%的废物的中国大陆。这个民族、这个大陆不正是这样吗？如果像香港一样殖民300年，中华民族才可能彻底地脱胎换骨！我不能把愤怒之剑完全指向罪恶的权力者，而应该拷问这个炎黄民族的素质与它的创造力。无论别有用心的权力者如何用家国观念与民族主义自我表扬与自我抚慰，它的确是西方人眼里的东亚病夫、劣等民族。现在仍然是、将来有可能更是这样。只有在这样的民族里，是非颠倒，指鹿为马。也只有这样的民族，国人对这样的罪恶权力集团安之若素，竟然只有刘晓波发出空谷足音：”我绝不认为中国的落伍是由几个昏君造成的，而是每个人造成的。因为制度是人创造的。中国人的所有悲剧都是中国人自编自导自我欣赏，这可能与人种有关。“是不是与人种有关，我不能完全肯定，至少绝大部分要归结为权力者，但是中国人空前的愚蠢、麻木与自私，它发展到今天，完全失去了自我发展的精神资源与自我保护的本能则是不争的事实。因此，愚蠢，应该是中国大陆人挥之不去的智力标签。对于这样愚蠢的自我与愚蠢的民族，作为吃它狼虎之奶长大的后代，要爱它就要敢于自我否定与批判，只有这样，这个缺乏反思的民族才有得到拯救的渺茫的微光。
中华民族，要说爱你实在太难。但我愿意毕生站在刘晓波、余杰、冉云飞、王怡、廖亦武，这些被迫害、被侮辱的人一边，为了这个民族早日凤凰涅磐，拿起笔来，为义而争。
今日，第一次突破重围来到外面的世界，看到了自由言论的精彩，无比兴奋。在这样一个权力与资本侵蚀一个民族灵魂的历史暗夜，作为无知众生恒河沙数中的一粒，我正见证着这个民族如何愚蠢地、徒劳地误入了它宿命的歧途，正从悬崖上坠落向不可知测的深渊。其实，它的坠落早在元朝成吉思汗的马蹄下就开始了，到了明朝也就毁灭得差不多。而到了”先进组织“的天朝，这些不幸民族的儿女几乎完全成为一具具行尸走肉了。我见证了这个民族的从思想到肉体死亡的历程。虽然死亡本身没有任何意义。没有永恒性就没有任何价值。但是拒绝遗忘的写作赋予了这种死亡坠落的永恒性。我愿意在自己笔下的字里行间获得永恒的生命，我愿意以自己稚拙的文字，表现我在这个民族遭遇不幸之时的抵抗，而且，我愿意一个人所需要的全部力量都来自永恒的上帝。并能光荣与荣耀上帝。
互联网是上帝送给中国人最好的礼物。可是，由于魔鬼撒旦的拦阻，直到今天，我才完整地收到并全面地感受到上帝的美意。这就是以技术的方式战胜魔鬼的封锁，发出个人的声音，在感谢上帝的同时，也请上帝祝福给我们送来互联网技术的人。
2012年3月16日 武昌司门口。
